山水不是历史的利益相关者，而是一切兴衰成败的无言旁观者，渔樵为之代言。

百年来，凡讨论中国哲学史，必先涉及关于哲学的定义。先从事于局部的研究、琐屑的剖析，积久而渐能凭直觉的助力，以窥见其全，洞见其内蕴之意义，这是后理智的直觉。

因此，我们要时时理解中国哲学（每家每派）的边界与限制。（五）、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 中国文化中不仅有理想胜境，而且有系统的现实社会的治理的智慧与制度。西方哲学的汉语化或中国化，中国哲学的建构及其在西方的传播，表明比较哲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中国传统的个人主义是关系性或整合性的个人主义，而不是原子论式的个人主义。此外，天还有着道德义理之天，乃至宗教神性意义的内涵。

儒家主张明德慎罚、德主刑辅、一断于法、赏当其功，刑当其罪、执法必信，司法必平等公平原则。道家、玄学、禅宗等巧妙地运用语言，或指其非所指以指其所指，或否定其所指而明即其所指，甚至不用语言，以身体语言，以机锋、棒喝，开悟心灵，启发人当下大彻大悟。西方也有体验型、直觉型的哲学家。

相对于西方用理性思辨的方式来考察、探究形上学的对象，中国哲人重视的则是对存在的体验，是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工夫的达成。中国传统的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考据学等都有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也需要深入地梳理、继承。王元化曾经说过：黑格尔学说具体的普遍性不同于抽象的普遍性，前者可以将特殊性和个体性统摄于自身之内。按贺麟先生的说法，直觉方法一方面是先理智的，一方面又是后理智的。

天是事物存在及其价值的根源，天道有化生万物之德。人在天地之中，深切体认了宇宙自然生机蓬勃、盎然充满、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尽参赞化育的天职。

西方哲学在中国经历了一定的传播过程，西方哲学的汉语化、中国化过程仍在进行之中。儒家立己立人、成己成物、博施济众、仁民爱物之仁心，道家万物与我为一、天籁齐物之宽容，佛家普度众生、悲悯天下之情怀，都是这种精神的结晶。二、中国哲学的特质 所谓中国哲学，内容非常复杂，从流派来看有诸子百家、儒释道、宋明理学、清代与现代哲学等，从典籍来说有经史子集与地方文献等，还有不同时空的中华各民族的哲学思潮与思想家，以及口耳相传的思想内容。主张弘大传统文化精神并不意味着没有现实感、不关注现实或脱离现实，而恰好包含着批判现实，批判现代性的负面与偏弊，批判时俗流弊，批判五四以来相沿成习的某些误解。

中国文化凸现了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强调革故鼎新，创造进取，即人要向天地学习。它们往往与政权力量相抗衡又相协调，在平衡政权力量的同时，又起到政权力量所起不到的多重作用，如抑制豪强，协调贫富，保障小民生存权，教化民众，化民成俗，安顿社会人心等。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无论是对我们民族还是个人，我们不能不尽心竭力地创造新的，改革旧的，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这是天地万象变化日新所昭示给我们的真理。

这不是说中国哲学没有概念、逻辑、理性，恰恰相反，中国哲学有自身的系统，中国哲学的道、仁等一系列的概念、范畴，需要在自身的系统中加以理解。中国人有着对天、天地精神的信仰及对天命的敬畏，并提升自己的境界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二是人与宇宙天地（或地）的关系，是宇宙论，尤其是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包括今天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黄俊杰把两千年来《孟子》的诠释历史加以分析与提炼，总结中国诠释的方法学及时代所附加在《孟子》诠释上的一些内容，使经典与文本得以新的敞开。

具体地说，中国哲学关注的若干向度：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问题。汤一介总结了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三种路向：一是历史事件的解释。格义的前提，即是佛教与我国原始哲学的观念有某种一致性，以及意义间的可通约性。在天地宇宙精神的感召之下，人类可以创起富有日新之盛德大业，能够日新其德，日新其业，开物成务。岂有不求了解古人的、他人的思想而能培养自己的思想力？岂有没有思想力的人能做考据工作？ 他主张通过了解古人的、他人的思想来锻炼、提升、培养思想力，尤其要学会把握古人思想的内在脉络，这才是批判的基础。我们有自己的解释学传统，我们的经学、子学、佛学、理学中都有自身的解释学传统。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前后相关的文句，是有思想的脉络在里面的。

所谓天人合一，包含有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绝对占有自然。中国哲学有关天道、地道、人道的秩序中，含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理性，乃至道德的、美学的、生态学的涵义。

中国人关于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宇宙与人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尊严与价值、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等学问，当然都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所主张的方法是一种谦虚的方法。

儒家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中的指导作用，甚至提出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主张。后者重视事物内在矛盾中阴阳、一两关系的对立与平衡。中国哲学所展示的具体理性，无论是在认识实践的层面，还是在伦理政治甚至本体论的层面，始终不与经验相离。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但考证中的判断，也常要凭思想的把握而始能确定。（《荀子•君子》）同时，荀子又主张不以私情害法，指出：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

我们要超越西方一般知识论或认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然而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是生成论而不是构成论，他们认为，世界不是宰制性的建构，而是各种主体的参与。

儒家有其言责，批判与主动建言，为广开言路而抗争。宇宙间最高最大的原理就是：一切都在迁流创化中发展着，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日化日新的历程，生长衰亡，新陈代谢，永不停息，为道也屡迁。

治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难题，就是人们的视域、思考方式、方法学训练，主要是依从西方的，如何从心态、方法（包括思想方法和范畴诠释方式）上更好地解释传统？我们简略地谈几个问题。关于传统知行观的现代改造，首先应由单纯的德行和涵养性情方面的知行，推广应用在自然的知识和理论的知识方面，作为科学思想以及道德以外的其他一切行为（包括经济活动、工商行为及各种现代职业等）的理想根据。它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礼记•乐记》载：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

中国哲学史界近20年来的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讨论，我觉得最值得重视的是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汤一介的中国解释学，黄俊杰以孟子诠释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与东亚经典的诠释学，李明辉的康德与儒学的互释，刘笑敢的反向格义说，还有借现象学解释的路子，如张祥龙与陈少明等所做的工作。伽达默尔101岁时告诫中国学者，不应忽视自己本民族及文化传统中丰富的具有特色的解释学思想的分析与提炼，它也可以给西方提供某种借鉴与启示。

我们不能不借取，又不能不增加、渗入本土义与新义。当然，中国有盘古开天的故事，西南少数民族有类似传说，但基本上是晚出的，公元3世纪才有最早记载，可能与印度传来的创世神话有关。

《论语》中孔子就是对某个具体的人物、具体的情况做出评判，这一点就与我们现代的学术讨论习惯大不相同。中国哲人把理智与直觉巧妙地配合了起来。